蒋纬国壮志未酬——台湾政坛风云

众所周知，蒋纬国乃蒋介石之次子，亦为蒋经国之胞弟。然而，关于蒋纬国的身世之谜，社会上流传着诸多说法。事实上，蒋纬国实为蒋介石的养子，其生父为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党元老戴传贤（字季陶），而生母则为一名名为重松金子的日本护士。蒋纬国自幼由蒋介石的侧室姚冶诚夫人照料，在苏州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姚夫人原籍苏州），并在东吴大学物理系完成了学业。此后，他又赴德国慕尼黑军事学院深造军事知识，成长为一位兼具现代素养的年轻军官。尽管蒋纬国并非蒋介石的亲生骨肉，但蒋介石对他疼爱有加。在军旅生涯的征途中，蒋介石时常带着蒋纬国陪伴左右，这充分体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父子情谊。

蒋纬国的军旅生涯起初颇为顺利，自基层起步，专精于装甲兵领域，最终荣升为台湾“中将装甲兵司令”。然而，1964年1月21日发生的“湖口兵变”事件，却让蒋纬国陷入了漩涡。当时，身为“装甲兵副司令”的赵志华少将，在完成年度装备检查后，竟召集全体官兵发表演说，声称“最高领袖”蒋介石被贪污腐败的官僚集团所包围，呼吁装甲兵士兵发起“兵谏”，以清除君侧之恶。他主张装甲兵第一师出动坦克，直指“总统府”，以捍卫国家利益。赵志华的这番言论令在场的装甲兵士兵陷入困惑，幸得一位机智的政工干部迅速制止，才未使事态进一步恶化。但鉴于赵志华是蒋纬国的亲信，且因他的担保而获得“装甲兵副司令”一职，蒋纬国在事件中自然难以脱身。此一“兵谏”事件，也令蒋介石对蒋纬国是否具备担任部队长的能力产生了疑虑。自此，蒋纬国被调离军中带兵的职务，转任“国防部”高级参谋，这可视作对其的一种惩戒。此后，他又转向军事教育领域，曾担任“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与“三军大学副校长”，然而，长达14年的中将官阶并未得到晋升。直到1975年蒋介石逝世，在宋美龄的建议下，蒋经国考虑到母亲的面子，才让蒋纬国晋升为上将，并出任“三军大学校长”。1980年4月初，蒋纬国再次获擢升为“联合勤务（简称联勤）司令部总司令”，重返军事高层要职。

深受蒋纬国赏识。

在1980年7月，我应台湾相关部门的盛邀，重返宝岛，投身教育事业。我肩负起在台湾中山大学创建新校的重任，并着手筹备成立对科技发展至关重要的材料科学研究所，同时担任该所的首任所长。抵台不久，在相关部门领导的引荐下，我有幸结识了“联勤总司令”蒋纬国先生。性格豪迈奔放的蒋纬国先生一见到我，便了解到我是享誉世界的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材料科学博士，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正是要找你来协助我们联勤解决制造武器装备中最关键的材质问题！”自那以后，蒋纬国先生便将我视为忘年之交的知己。当时我年方三十，而纬国先生已届六十四岁，但他毫无架子，待人亲切热情。鉴于我在家中排行第三，哥哥名叫吴经国（现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二哥名叫吴纬国，与我蒋家兄弟同名，因此蒋纬国先生便亲切地称呼我为“老三”，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介绍我是他的“三弟”。他的平易近人，的确在台湾官场中是极为罕见的。

图 | 1983年4月，蒋纬国（居中）与台湾中山大学校长李焕（左）及本人合影留念。

1981年3月初，他特别安排我到了“联勤总司令部”，召集了台军所有将领与负责研制武器的技术主管，由他亲自主持，聆听我作有关国际材料科学最新发展的报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日他身穿三星上将军服，神采奕奕地向大家介绍材料科学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要邀请我来做报告的原因与动机，他就是要结合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参与台湾军事防务研发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将领与这么大规模、大场面的场合做公开的讲演。可是我当时心中毫无怯场的感觉，反而受到蒋纬国先生精神的感召，配合事先准备的先进技术幻灯片，有条不紊地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做了一场内容丰富又浅显易懂的专题讲座。讲完后，全场爆出热烈的掌声，蒋纬国上前来紧握着我的手说：“老三，我们一定要合作，你要帮我解决造枪造炮的材料问题！”

继此之后，依循他的指导，我带领台湾中山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团队，每周至少两次深入联勤兵工厂，与技术人员并肩作战，共同研发新型武器的特殊材料。同时，在他的倡议下，我们的教授们也加入了台湾新型IDF战机研发的行列，承担起关键引擎散热单晶叶片的研发重任。那是一段台湾正处于美国拒绝出售先进武器所带来的“最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全体民众齐心协力、积极投身国防建设的高潮时刻。

他那时时常与我畅谈，话题涉及科技、防务、教育以及人才等方面。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往昔革命时期，我们缺乏自主制造武器的能力，因而那时我们崇尚的是‘有啥用啥’的艰苦奋斗精神。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必须培养起自主制造武器的本领，力求达到‘想啥有啥’的境界。”他还以一幅清晰的形象路线图，阐述了一个良性科技发展的路径，即从“明白其本质”（Know what），逐步深化至“掌握其方法”（Know how），进而探究“了解其缘由”（Know why），唯有如此，方能研发出新颖的高阶产品。循此循环往复，我国的科技发展方能稳固根基。听闻此言，我随即撰写了《与蒋纬国将军谈科技》一文，发表于台湾《联合报》，此文颇受众人关注。

1984年7月，蒋纬国将军卸任“联勤总司令”一职，我亦随之被台湾“教育部”委以重任，担任现职的高雄科技大学校长。彼时，我年仅34岁，成为了台湾史上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在蒋将军离任前夕，他邀请了台湾所有知名的理工科技大学校长，齐聚“联勤”军官俱乐部，并聆听我主讲的“台湾人才的特质与适宜的人才政策”。我深知他的良苦用心，意在为即将成为大学校长的“三弟”铺路，使这些资深校长不敢小觑我这位“后辈”。蒋纬国将军始终如此周全体贴，至今仍让人怀念不已。

自执掌校务以来，我与纬国先生的关系愈发紧密。我们时常在台北相聚，畅谈时事，亦不时对时弊进行深刻剖析。他对军队中那些学术素养欠佳的高层将领，常抱以轻蔑的态度，脸上流露出不屑的神情。他是个性情中人，从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在我心中，他对曾长期担任“总政战部主任”的王昇上将和长期担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一级上将均颇为不屑，认为这二人之所以能长期占据要职，实因蒋经国晚年体弱多病，未能有效约束，从而破坏了军队中必要的轮岗制度。他尤其指出，每当军中高层将领开会，若王昇迟到，众人便不得不一直等待，直至他抵达，方敢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对此，他深感不妥，认为这些将领之所以如此迁就，实因他们畏惧蒋经国与王昇之间深厚的师生关系，知晓王昇是蒋经国的心腹之人，故不敢得罪。这种迁就行为，使得军队中的制度伦理几乎荡然无存，他对此持有极端的反对态度。

对于郝柏村久任“参谋总长”，使得台湾军队已成“郝家军”，加上郝柏村热衷权力，从不避讳参与政治，已逾越军人应有的分寸，他更是觉得十分过分。因此在他卸任“联勤总司令”的交接典礼时，郝柏村以“参谋总长”身份担任监交人，蒋纬国根本无视郝柏村的存在，将象征“总司令军权”的大印不通过监交人，而直接交到新任“总司令”温哈熊的手中，让郝柏村倍感屈辱与尴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的直言不讳虽然让我听得很过瘾，却也为他的口无遮拦而暗自担心。

卷入政治派系争斗

1988年10月，正值高雄科技大学迎来建校二十五周年的华诞，我精心策划了一场盛大的名人讲座活动，为台湾校园风气开创新篇章。彼时，纬国先生已荣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一职，他欣然同意莅临我校进行演讲。步入演讲大厅，他即兴高歌《掌声响起》，瞬间激起学生们的热烈掌声，我们得以一睹纬国先生的风采。而那年的元月，蒋经国先生不幸离世，台湾步入“后蒋经国时代”，政治局势波谲云诡。纬国先生身处权力中枢，同时也是蒋介石唯一在世的子女，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处境自然更加微妙。

图示 | 1988年10月，蒋纬国先生（居中）出席高雄科技大学校庆庆典活动，与本文作者（位于左二）及其胞妹吴冠英博士（位于右二）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无疑，1990年2月，国民党在推举第八任“总统”与“副总统”的过程中，见证了“主流派”（以李登辉为首的当权势力）与“非主流派”（反对李登辉的非当权势力）之间的一场公开决裂之战。非主流派的领军人物，郝柏村，因李登辉撤销其“参谋总长”一职而心怀芥蒂，他毅然决然地站出来，反对国民党提名李登辉为“总统”候选人，并亲自策动“行政院长”李焕与“司法院长”林洋港，共同组建了反对李登辉的“反李联盟”，意图在国民党临时全体中央委员会议上，推举台湾省籍的林洋港取代李登辉。然而，这些身处权力核心的重量级人物，未能坦诚相待，团结一致，公开反对主张“台独”的李登辉，反而选择了含糊其辞的态度，暗中勾结。最终，在“主流派”操控党机器的优势下，揭露并打击了“非主流派”的图谋，使得“非主流派”的努力功败垂成。

会后“非主流派”决定推出林洋港与纬国先生搭配，以第二组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只可惜在资源不足，又缺乏共识团结的情形下，“非主流派”最后难以为继，只有黯然宣布退选。其中重要的关键，就是郝柏村临阵被李登辉许以“行政院长”高官，就出卖同志，退出了“非主流派”阵营，导致“非主流派”溃不成军，坐实了纬国先生长期以来对他负面评价的精准。纬国先生后来提到这一段经过，心犹不甘，对郝柏村的“见利忘义”仍然不能释怀。他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来形容郝柏村的跋扈性格：“林洋港是‘总统’候选人，我是‘副总统’候选人，照道理说我们每次开会共商大计时，林洋港都应坐主位、我坐次位，以示对我们的尊重。可是郝柏村似乎从无这种认知，他一来就坐大位，好像他才是主角，当我们都是他的部属一样。使得林洋港与我都觉得拼下去没有意义，将来就算当选，最多不过是郝柏村的傀儡而已，‘非主流’怎么搞得下去？”

历经政治纷争的洗礼，纬国将军逐步退出政界舞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推广中华文化的民间活动中。他深知，在蒋经国离世之后，蒋家的名望对他而言，非但不再是助力，反而成为挥之不去的负担。面对志向受阻的现实，他选择依靠自己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力，继续为台湾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拟将蒋介石葬于南京

1996年5月，他约我商讨事宜，当时他谈到李登辉的“台独”思想愈发明显，他认为在台湾的日子已不宜久留，心中不禁涌起“不如归去”的念头，萌生了返回大陆故乡的念头。他要求我立刻前往南京一探究竟。原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蒋介石曾在紫金山选中了一处地块，预备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安息之地。他希望我能够调查这块墓地是否依旧存在，并了解大陆方面对蒋介石归葬故土的立场。

肩负着纬国先生的重托，我和妻子在1996年6月匆忙启程，抵达南京。在江苏省台办蒋主任的热情协助下，我们找到了坐落于紫金山半山腰的“栖霞湖”。湖边不远处，蒋介石曾立有一碑文，并建造了一座“正气亭”，此乃他当年为自己挑选的安息之地。据说，蒋介石之所以选择在紫金山半山腰安葬，是因为他自认对国家的贡献，不敢超越孙中山（中山陵位于山顶），但又认为其功绩胜过葬于紫金山脚下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此，他将墓地选在紫金山半山腰，实在是明智之举。当时，大陆方面得知纬国先生有意将蒋介石安葬于南京，自然给予了大力支持，并热切期待纬国先生尽快返大陆，商讨具体事宜。

怀着满心的喜悦，我重返台湾，迫不及待地前往纬国先生的府邸，向他详细汇报了相关情况。听闻之后，他同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作出决定，于1997年清明节前后重返大陆，同时将蒋介石先生的遗体迁葬至南京，以此了却先辈的未竟之愿。

在一切按部就班推进准备之际，1997年伊始，纬国先生不幸患上了败血症。原本健壮的身体因此急遽恶化。他曾立志重返祖国，并完成将父亲安葬于南京的夙愿，但这一切终成泡影。同年9月，他在台北不幸离世，留下了无数遗憾。以“壮志未酬”来概括蒋纬国的一生，虽不失公允，却也显得尤为悲凉。